作为一个雄猜之主，杨坚的刚猛严苛对於隋朝的维稳工作固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：法律变成了权力的奴仆。
如前所述，杨坚经常出於他的个人意志，绕过司法程序在朝堂上公开杀人。此举对隋朝政治造成的恶劣影响，并不在於那些被杀的人是否冤死，或者皇帝处置大臣是否公平，而是在於国家法律遭到了皇帝的公然践踏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应有的威信和尊严。
开皇十七年三月，杨坚突然颁发了一道诏书，宣布自即日起，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，其长官在处理下属的犯罪问题时，若发现适用刑罚很轻，但犯罪情节却很严重者，可以特准该部门长官在法律之外斟酌惩处，必要时还可以将人犯杖毙。
据称，杨坚颁布这道诏令的理由，是因为他发现“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，事难克举”，亦即很多官吏都不敬重、不服从他们的长官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，政令难以推行。
杨坚颁行此令的初衷，当然不能说是错的，但他采取的这个解决办法无疑是极不靠谱的。这道诏令，明显是他自己在朝堂杀人的“经验推广”。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这个做法本来就是杨坚的弊政之一，可现在他不但不思悔改，反而将其放诸四海并且常态化，这对隋朝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，显然是难以估量的。
当朝廷律法变成了长官意志的附庸，甚至变成了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赘物，那么法律所代表的客观、公平与正义即便不是荡然无存，至少也是变得面目全非。此外，法律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要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设定一个“权利的边界”，也就是说，它既要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，也要防止个人越过权利边界去侵犯他人。如今，杨坚赋予了各级长官法外惩处、甚至是法外杀人之权，这就意味着任何有权力的人，都可以出於私利或者私怨，肆意侵入他人领地，剥夺他人的一切权利，同时让自己的权利无限扩张。
可想而知，这道诏令是一条多么可怕的恶法！
史称，杨坚颁布此诏后，隋朝各级官吏便“上下相驱，迭行捶楚，以残暴为干能，以守法为懦弱”。
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八）在官场上，大多数人既是别人的下属，同时也是其他人的长官，所以，按照杨坚的这条诏令，你今天看哪个下属不爽就可以把他打个半死，明天哪个长官看你不爽也同样可以将你杖毙。如此“法外执法”、以个人意志凌驾法律的结果，就等於把官场变成了一条既残酷又无序的食物链——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你吃别人，别人吃你。而最后唯一不被吃的，恐怕就只有处於食物链最顶端的至高无上的天子杨坚了。
然而，当整条食物链因无序的相互吞噬而崩溃或者烂掉之后，身为“大鱼”的杨坚尽管没有被吃之虞，可他还能吃什么呢？！
当然，现实情况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境地，但至少从理论上看，杨坚所推行的这条恶法指向的就是这样的逻辑终局。
自古以来，许多统治者都有一个思想误区，认为法网越是严苛、刑罚越是残酷，老百姓就越会安分守己、不敢犯法。然而，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——这只是统治者的意淫。换言之，刑法宽松固然不一定制造良民，但是严刑峻法却必然会制造更多的暴民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：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会有反抗！”杨坚马上就会用他的亲身经历，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。
由於当时天下盗贼繁多，所以杨坚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宣布从今往后，凡是偷盗钱物达一钱以上者，一律斩首弃市。
不久，就有三个笨伯无视杨坚法令，居然顶风作案，联手偷了一个瓜。
三人共偷一个瓜，这在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家，估计都很难构成犯罪，充其量也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罚几百块或者关十五天了事。可是，这里是杨坚的天下，所以这三个偷瓜贼就在劫难逃了。
杨坚正准备树立典型，一看有人自动撞到枪口上，便一声令下，砍掉了这三个人的脑袋。
因为一个瓜而砍掉三个脑瓜，这绝对是古今奇闻。隋朝的老百姓们一听，个个都吐长了舌头，一脸匪夷所思之状。
於是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全国老百姓一下子全都“安分”了，每天冲冲起床，早早就寝，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门，以免惹上麻烦。这样的日子当然不是人过的，所以很快就有另外三个人跳了出来，联手犯了一件案子。
这次不是偷瓜案，而是一起绑架案，被绑的人是朝廷专门审理盗窃案的法官。奇怪的是，这三个绑匪绑了人之后，一不要赎金，二不扣人质，而是非常有礼貌地跟法官说了几句话：“哥几个绑你，既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为天下人申冤。请你转告皇帝老儿，自古以来，国家立法，从未听说只盗一钱就砍头的。你要不代为转达，等我们再来，你就没命了！”说完，三个绑匪就把法官放了。
法官吓得面无人色，当天就入宫向杨坚做了奏报。
听完法官的转述，杨坚陷入了沉默。法官看见杨坚的眉头拧成了川字型，并且拧了很久。
第二天，一道诏书颁下，那条“盗一钱以上皆弃市”的法令被撤销了。全国人民欢天喜地，马上恢复了早出晚归、忙忙碌碌的生活。
杨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——企图以严刑峻法来消灭犯罪，最终只能是一个笑话。
尽管实施史上最严峻法令的实验失败了，可杨坚动不动就杀人的脾气却一点没变。
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，每年处决囚犯的时间只能在秋季，因为秋天是肃杀的季节，在这个时候杀人才不违“上天好生之德”。可有一年六月，杨坚又因某事而大发雷霆，准备杖杀一个朝臣。时任大理少卿（最高法院副院长）的赵绰坚决反对，说：“夏季盛暑，万物生长，不可在此时杀人！”杨坚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六月之时，虽然万物生长，但上天也会降下雷霆，我代天而行，有何不可？！”遂将那人活活杖毙。
有道是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皇帝喜欢严刑峻法，底下当然有人会投其所好。比如赵绰的一个下属，时任大理掌固（普通办事员）的来旷为了搏出位，就上奏说，大理寺的审判一向用法太宽，今后应该一切从严。
杨坚认为来旷忠直敢言，遂授予他参加早朝的权利，并给了他位列五品的特殊待遇。来旷立马抖擞起来，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到了，旋即打了一份报告，指控他的顶头上司赵绰随意为囚犯减免刑罚。杨坚立刻命人调查，结果发现来旷所言纯属子虚乌有。杨坚大怒，马上下令，要把来旷砍了。
照理说，来旷如此丧心病狂、诬陷上司，被砍头也是活该。而对於无故遭受陷害的赵绰来讲，来旷这小子更是罪有应得，早死早好。然而，赵绰却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，不是睚眦必报的小人。所以，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，反而挺身而出，在大殿上据理力争，认为来旷不应该死。
杨坚大为不悦，当即从御榻上站起，拂袖而去。赵绰急得在背后大叫：“臣不再谈来旷的事了，但另外还有事要奏。”杨坚这才同意他进入内殿奏报。